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对手，苏联共产党在执政七十多年的历史中，面对了强大的外部压力和敌对势力的侵蚀。同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推进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影响，苏联也对外部压力作出过激烈反应，甚至将自己的军队推进到国界以外。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包含着长期惊心动魄的较量。但是，最终的失败者是苏共。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需要加以研究，并且这种研究应该具有针对性。虽然，在导致苏联解体和苏共失败的复杂原因中，对外部反应的问题仅仅居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但它却不是一个应该忽略的方面。来自原苏联的政治家、学者其实非常看重它们。例如，俄科学院东方所学者科什金即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已经认识到，靠军事打击已不可能战胜苏联，于是美中央情报局制定了内部瓦解苏联的计划，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美国的计划就是把军备竞赛强加给苏联。”可以说，这是对苏共失败论的一个典型解释。
不仅如此，苏联学者还把这种失败论扩展开来，说美苏竞赛是一种不平等竞争。他们认为，所谓美苏对抗的表述并不准确。准确的情况是，当时以苏联为一方，而另一方则是以美国为首，其中也有中国因素。他们有时会暧昧表示：“当时的中苏关系也比较复杂”，其实明确说，就是中国当时也加入了反苏联盟，对苏联构成外部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把大量的人财物力用于国防和军事工业，从而减少甚至无暇顾及国内用于和平目的的产业投入。
这种对失败论的解释，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从而也不能不使我们认真对待它。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以苏联为例，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面对外部压力？在明显的外部压力下，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是否应该发生意外变化，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等等。毕竟，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也曾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并在20世纪后半叶卷入到复杂多变的世界大格局中，而且，在未来也还会“扛”着压力走下去。
一、对原苏联军事投入的一个简单估算
为了研究的准确，我们必须对题目所涉及的时空范围作一个界定。根据苏联学者的看法，原苏联步入军事竞赛，从而走向“引力”极大的“黑洞”的起讫时间，应该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这个看法是客观的。我们也曾经大致地把这段时间称作“美苏争霸”时期。
据统计材料，原苏联在六七十年代的军事投入呈加速增长态势，数额变得越加庞大起来。按军费开支项目计算，苏联实际军费总额，1960年是190亿卢布；1970年是497亿卢布；1975年是773亿卢布。如以当时官方外汇牌价折算，三个年度军费开支分别折合为211.4亿美元、552.4亿美元和1023.2亿美元。而1975年美国军费开支为895.8亿美元（按对等项目计算）。苏军费高出美军费百分之十八（即苏军费为美军费的118.2%）。在军费占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比重方面，以1974年为基期，苏联占19.6％和35.1％；美国占7.1％和30.5％。但同年美国的国民收入为8020亿元，苏联仅为5340亿元（这还不包括在货币换算和实际统计上的“水分”。苏联解体后，世界银行的金融专家曾校正过苏联国民收入数字，大致要缩水50％左右）。如按人均负担计算，每个苏联居民1975年负担军费为305卢布。这个数字也大大超过美国。
同样，统计材料还显示，进入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苏联军事投入的速度明显增快。在六十年代的十年里，苏联军费大致保持在美国的一半左右。但进入七十年代，每年军费以同比百分之十的速度增加，一直到1975年达到美国的118.2％。这段时间正是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半期。
学者们公认，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战后世界军备竞赛最激烈的时期，同时也是世界政治形势最动荡和安全形势最不稳定的时期之一。然而，根据今天人们掌握的材料，美国和欧洲当时并没有武力进犯苏联的计划，对苏联说来，战争没有迫在眉睫。甚至，由于美国深陷越战之中，在与苏对抗的格局中，它还明显处于守势。那么，对苏联领导集团说来，外部压力是真实的还是空幻的？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到底是被“强加”于苏联头上，还是苏联本身就是军备竞赛的发起者？在付出极大政治和社会代价后，苏联并没有从军备竞赛和争夺中获得好处。那么，苏联的这种做法到底出于什么动机呢？毋庸说，除去战争狂人和丧失理智的疯子，任何执政者都会本能地把内政建设和人民福利放在首位。战备和增加军力只能服从于这个首要任务。那么，苏共领导人为什么如此轻率地违背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呢？
历史的构成是复杂的。而要说明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的思维也不能是“直线性”的。在冷战结束十余年的今天，人们至少应该捕捉到以下几个动因，来解释苏联政策思想的罅漏。
二、外部压力确实存在，但怎样评估这些压力，
是否一定进入冷战“怪圈”，是可以反思的
1947年之后，随着战时同盟的解体，美苏对立的关系开始显露出来。1947年2月出现的凯南报告，建议将“遏止”苏联作为美国的基本政策；3月5日丘吉尔的富尔敦讲话，则揭开了冷战序幕；同年初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意在使衰弱的欧洲强大起来，以对抗社会主义的苏联。而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更使冷战变成了局部热战。
无疑，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势力在战后对苏联施加的政治、军事压力是巨大的。因而，期待苏联不作出激烈反应几乎不可想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生，中国同苏联建立军事同盟，并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一方对西方冷战姿态针锋相对的回应。只是在今天，睿智的历史学家们才认识到，冷战实际上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而不是纯粹军事意义的或怀有经济目的的战争。冷战的实质，并非是要通过一场世界性的大战，去消灭对手或攻占其领土，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对峙，并通过这种对峙，达到瓦解敌手、压制对手直到促其演变的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冷战曾如此激烈，但终究没有引发真正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原因。
但是在冷战初起的年代，卷入各方很难坦然面对冷战与热战夹杂在一起的复杂局面。人们往往要根据事态变化作出紧急反应。特别是随着武器制造的发展，尤其是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升级，使形势更加具有爆炸性了。斯大林晚年关于不同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关于应该尊重人民选择和赞同不同的制度，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争夺市场的矛盾大于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的观点，最终没有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强大的“意识形态战争”的喧嚣，遮蔽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
那么所谓的世界现实到底是什么呢？以今天的认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应该是两种主要社会制度的长期并存。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曾经是占世界将近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理性选择。这些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是从自己民族的历史以及长期为自身解放和独立的奋斗中，认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这种选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尽管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通过改革和创新去推进它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作为科学发现和亿万人民实践的社会主义，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在另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将长期存活，甚至还有相当发展，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战后历史证明，世界资本主义还远没有走向衰落。尽管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它都存在着严重缺陷，但通过自身调节和改革（它曾经从社会主义制度中学习借鉴了许多东西），特别是通过科技革命的巨大创造力，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它拥有的庞大生产能力和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它长期存活的可能性。承认这种现实，同样是一种科学态度。
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是相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的理论的。这个理论由斯大林提出，并始终成为苏联（也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确定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深层指导思想。由总危机理论推导出的一系列观点是，随着危机的加剧，国际阶级斗争也将激化，世界性的大战将不可避免。而“如果帝国主义者成功地发动了世界大战，那么，苏联将把这场未来的世界战争看作是世界上两个敌对社会制度之间的决战。”颇有意味的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我们严肃批判过的诸如《苏共中央公开信》之类的文件中，也充斥着上述这些政治观点。那时的人们，既包括苏共也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信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的。可是，这个被列宁肯定的由克劳塞维茨发明的经典战争观，曾经使我们过于认同战争的意识形态结果，而忽视了它带给人类包括我们自己的巨大伤害。
当然，敌对的一方也不讳言要摧毁社会主义制度。但说到底，它们这样做同样是不现实的。在冷战中，它们似乎取得了胜利。可是谁能下这个断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演变，就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最终胜利呢？冷战使美国国内政治经历了怎样的动荡，又使它的经济利益受到什么样的打击，特别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失败，又使美国人心理上遭受多么巨大的冲击，从而迫使他们承认，美国在全球政治军事的“霸主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只不过，由于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苏联东欧在冷战中先自倒了下去，而美国却“挺”了过来。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难道其中不存在偶然吗？经过一场并非现实的所谓生死决斗过后，人们学得聪明起来。如今，人们谈论的是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合作机制，是双赢，是战略伙伴关系等等。这是政治智慧的提升，是世界走向进步和理性化的标志。
因此，外部压力的存在，是否一定要转化为一场为变革社会制度而进行的热战，或者，它一定要形成一场耗费巨大资财和能量，表现为长时间的僵持和对峙的意识形态冷战，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的。实质上，是苏联对外战略所反映出来的政治上的“左”，使它过高估计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现实必然性，从而热衷于同西方展开争夺，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不是简单地对外作出反应，而是主动出击，希望战而胜之（过去我们只是看到了它表现为争夺霸权的一面）。结果，它反而因为巨大的消耗而衰落下去。
苏美争夺的这种意识形态深层原因，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应该说，中国并非冷战的有意加入者。中国有自身的战略利益。但是，现实中两大阵营的国际格局，不能不在相当时间内限制我们回旋的空间。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于战争与革命问题的争论，以及一系列涉及国际共运理论的重大分歧，使得我们意识形态立场一度变得更为激进了。“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等等口号，曾鲜明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上。尽管这些口号的宣传意义大于政策操作意义，但毕竟在意识层面上表明了我们的总体判断和目标追求。显然，无论在理论和现实中，“埋葬帝修反”的口号都是不能成立的。而坚持这样的口号，势必会给我国对外关系带来紧张和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也延及到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造成一系列相关矛盾。邓小平就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诞生的改革思路，包含着一个重大方面，就是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无论“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观点，都被扬弃，而“和平与发展”成为我们认识时代和世界的主题。邓小平认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可以说，这是我们关于同外部世界关系的最深入和最现实性的认识。以和平共处而不是意识形态原则指导我们同世界的交往，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看待压力以及对压力作出的反应问题。世界是现实的。我们也正以现实的态度来正确对待世界。
三、究竟什么是对外部压力的合理反应？它是否必然导致争夺
对外部压力作出反应，带有合理的性质，但它必须有一个限度。过分反应和反应不足，都将导致不良结果。而如果利用对外反应，进而将它作为争夺的依据，那将犯绝大的错误。在讨论苏联是否被强加上军备竞赛的“枷锁”，从而陷入衰落时，这个观察角度十分重要。
冷战之初，苏联由于经济、军事实力的原因，暂时处于守势。尽管它在1949年就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整个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外战略的基调是缓和。苏共二十大提出了缓和以及和平共处的政策主张，并被宣传为社会主义阵营外交政策的总路线。
然而，仅仅以缓和谋求相应的大国地位，是艰难与痛苦的。事实上，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与西方关系并非风平浪静。波兰、匈牙利事件，两次柏林危机，都是双方剑拔弩张的较量。然而，最危险和处于临界状态的，则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这次险些酿成核大战的危机，最终以苏联的妥协（实际并不是完全的妥协。苏联藉此换得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部署）而告结束。古巴导弹危机对苏共领导人的刺激非常强烈。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弱势，从而加速了扩充军备的进程。据说，在古巴导弹危机刚刚结束不久，苏联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在康涅狄格州同美国总统顾问谈判撤走在古巴的导弹事宜时，曾对美国人甩出一句令他们大吃一惊的话：“我们不会再让你们对我们这样干了。”后来，美国人终于获知，这是赫鲁晓夫的一句原话。
如果说，赫鲁晓夫已经对核时代战争保留“反击”意识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更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缓和”的政治主张。勃执政前期，苏联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有了很快增长。到七十年代中期，苏联20种主要工业品，尤其是能源方面，如，电力、原油、天然气、钢等项产品，均大幅度超过美国，在世界居领先地位。苏联的国民收入按数量已大大超过除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而且超过英、法、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国民收入的总和（按，这是依据苏联的统计材料。苏联实行公开化后，世界银行专家的评估与此大有出入）。经济实力的提升，给勃列日涅夫改变战略态势提供了资本。
1973年，在布拉格召开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秘密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对“缓和”战略作了一段“精彩”阐述。他说：“缓和”为的是“使苏联赢得时间来加强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便在1985年以前使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任何需要实现我们意愿的地方实现我们的意愿。”显然，这里宣示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压力与反应问题了。勃列日涅夫相信，苏联这时已经具备了同西方争夺战略优势和全球霸权的本钱。
从军事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看，苏联正是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它“超级大国”地位的。在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数量上，苏联都有了可以同美国和欧洲“叫板”的资格。这时，它对外部压力的反应是超乎寻常的。它几乎在世界所有的地方开始了同美国的争夺。而美国由于越战的原因，则明显处在守势。这更刺激了苏联的欲望。其实人们已经观察到了，苏联不断扩大的武库，早已超出了获得同西方均势的需要。那么它要干什么呢？在欧洲部署SS－20导弹，在安哥拉和非洲之角的卷入，最后是出兵阿富汗，这一切使苏联在世界公众面前，变成了极度危险的“敌人形象”（更危险的是，苏联这样做时，还打着支援第三世界国家革命的旗号）。而每一次这样行动的发生，都导致了国际局势的紧张化和苏联同世界关系的恶化，以及它同西方军备竞赛的升级。苏联正在成为侵略者和扩张者。
可以说，这是原苏联领导人犯下的一个绝大错误。正是在苏联势力最膨胀的时候，它也开始滑向下坡路。激烈的军备竞赛实际上是由苏联的急剧扩张而加速的。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对苏联的扩张行为产生警惕。这迫使人们为防止可能的侵略而作出准备。而据说，美国人在一轮接一轮的军备竞赛中，“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2/3到3/4的情况下，……通过无望的军事角逐中的经济消耗，有可能使苏联遭到彻底失败”。一位原苏联国际问题专家指出：“正是在里根时期，……制定了‘竞赛战略’构想，……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成为过时的，强迫我们在非常不利的、代价高昂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竞争。”
希望同美国进行争夺的苏联，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黑洞”。这个“黑洞”具有强大的“磁力”，迫使苏联一步一步向不利的方向走下去。但应指出的是，走向“黑洞”的责任，只能由苏联自己来负；“强迫我们……接受”的结论显然不能让人信服。事实上，退出这种“竞赛”和不被别人牵着走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前提必须是消除争夺霸权的欲望。
有人为苏联争霸的动机作了这样的解释：“可能是由于我们头脑深处存在的‘落后综合症’使我们在核武器方面竭力追赶美国的。我甚至有这样的印象，我们引起西方喧嚣的武器系统一出现，我们就开始自鸣得意：对自己说，请看，我们多么强大，多么聪明，我们甚至能超过美国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看不出有任何政治需要，我们像狂饮者那样贪婪地武装自己。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我们感到会发生战争，或者担心入侵。”可以说，在原苏联的知识界，这个剖析算得上是深刻的。的确，在争夺霸权的背后，既存在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又表现为深层意识上的某种“痼疾”。“落后综合症”可能更驱使人们非理智地行事，既要使自己也要使别人相信自己是最强大的。原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的那种强权、霸道和霸气，曾深深伤害别人，也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结果是，你要参加军备竞赛游戏，你就得按照它的规则“玩”下去。你要欺负别人，你就要树立众多的“敌人”。事物总要走向反面。当我们越过了正常的反应限度，而去追求不应得到的东西时，负面效应也就显露了。
那么，所谓“落后综合症”是否一定要造成对外部的非正常反应，甚至引导人们走向实现霸权的道路上去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国对外战略的形成，显然不仅仅取决于心态。复杂的利益关联以及政治经济互动，才是对外战略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研究国家的对外战略时，的确不能忽视国家心态以及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国家的落后心态容易导致国家行为的扭曲。一般说，急躁、好胜、逞强、炫示和过激等等，是落后国家变得强大起来后易于流露的反应。这些心态因素往往使国家行为变得不谨慎和盲目，从而影响到战略制定，引起对外部事务的过激反应。上述关于原苏联对外战略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应该认识到，正常的国际秩序，是应由整体性的正常国家心态来维持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应抱有正常的国家心态，坚持国际道义原则。人们既不能自卑、软弱，也不能总是充当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积极加入到现存国际体系中，从中寻找发展自己的机会，才是正确的对外战略方针。
从落后状态到积聚力量；从抗衡外部压力到有意同美国争夺霸权，苏联为此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仅以核武器和运载工具而论，原苏联即使在当今也堪称世界最先进。但苏联尖端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的集中体制。这个体制可以动员最大限度的人物力资源，在短期内完成超功效的成绩。可是，它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这是苏联经济长期同人民需要相脱离的原因之一，也是它最终在军备竞赛中败下阵来的一个诱因。美国人在这方面比较聪明。他们总是在同苏联的对比中确保美国处在最安全水平的要求上，确定发展各类武器。因此，由体制特殊保障的某种单一发展，并不值得特别称颂。即使“落后综合症”最终得到了某种心理和争夺中的满足，可在整体发展还滞后的情况下，黄油总还是比大炮更重要。从长远看，落后国家综合国力的进步是比任何心理需求更关键的东西。
四、获取自身安全不能以破坏别人的安全为前提
关于苏联对外部压力的反应问题，一位美国专家是这样断言的：“苏联的安全感至少是依它的敌手相应的不安全程度而定。”此言可谓一针见血。
如果说，中国的地缘存在，曾构成了对苏联安全考虑的一种钳制，因而迫使它加大军事准备的力度，并最终合并为超军备扩张的后果，那么，问题的起点并不在中国先造成对苏联的安全威胁，而在于苏联的上述所谓安全观。
在历史上，俄国历来是依靠自身的扩张，来寻求解除自己被包围的危险的。彼得大帝的对外扩张即是如此。斯大林事实上更看重地缘因素。他对战后确定的雅尔塔体制，始终持强硬态度，是不容谈判的。在苏联战略思想中，有一条重要底线，这就是，凡苏联领土在别人大炮射程以内的地方，都应以一个缓冲区加以隔离。苏联关于外蒙古问题的处置，关于中国东北和新疆的态度，都或明或暗地表现了它的这种意图。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苏联对中国是有战略戒备的。
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不可避免要殃及国家关系。在国家利益诉求和安全关系的考虑方面，苏联本能地沿用了“老子党”、“大国”和旧俄帝国的思维，企图压服中国。例如，1963年8月，美英苏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其来自苏联方面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中国的。它试图用国际条约的形式，将中国排斥在核大国以外。当时，中国已经大体完成了核爆炸的研究工作。而这个核发展计划甚至是由苏联在1958年提供的最初援助进行的。
自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冲突之后，中苏边境的形势就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962年发生的波动面更大的伊犁、塔城事件，有明显的苏联背景。从1960年8月至1964年10月，中苏边境地区共发生1000余次冲突。而且，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向中苏和蒙古边境增兵。总兵力一度达到百万。正是在这段时间，中苏意识形态争论表面化了。尽管在今天看来，双方在争论中都说了一些“空话”，但武力威胁主要来自苏方。由于这个原因，大约在1964年前后，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同苏联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最终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修改对外战略方针的，是发生在1969年的几次重要的中苏边境武装冲突。这些武装冲突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苏联有可能对中国采取严重的军事行动。此外，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军事手段直接压制了“布拉格之春”的独立倾向，使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所谓“有限主权论”，赤裸裸地诉诸于实践。正是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为国家自身的安全利益计，中国作出了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决策。这个决策改变了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并对各种力量的对比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苏联由此而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在它同美国和西方所进行的争夺中，加进了一个极为不利的战略因素。由此，苏联不得不在东西两面作战，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潭。
这里必须分清的一个是非问题的是，中国同美国关系正常化，并进而建立战略关系，不是中美两国根据相同意识形态需要而采取的步骤。它实质上是因为苏联把自己塑造成了两国（甚至更多国家的）共同的敌人。对于这一点，苏联学者在“八九”之后有过反思：苏联政策的失策之一，“就是不正确地、过高地估计来自中国的威胁。这种估计迫使我们在远东集中很多兵力，这反过来又给中国造成了来自我方的威胁的印象。这自然促使中国采取对策――增加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以及同西方进行政治军事合作。”应该说，这个反思比一味埋怨中国加入反苏联盟，从而要对苏联被强加上军备竞赛负责的说法客观得多。
以别人的不安全作为自身安全的前提，是一种旧的安全观。它带着旧式帝国的思维痕迹，也是所谓超级大国欺辱别人的一种张扬。其结果反而是招祸于自身。在当今的国际新秩序下，安全原则首先应包含“一切人的安全”和“相互安全”的思想。它的基本内涵分为两个相互连接的侧面，即不能依赖或者靠损害别人的安全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安全只能按相互原则去共同争取。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组成的国际秩序，只能在这样的安全原则里面得以保持。谁破坏了它，就意味着由大家维持的安全平衡被打破，破坏者便不得不接受报复。如果说，原苏联的某些人，仍然坚持中国要对苏联由军备竞赛而导致衰败负责任，那么也只能说明，他们时至今日还沉迷于大国霸权主义的思维中，还没有对苏联垮台的真正原因进行反思。而这种大国主义的霸权思维，仍是我们今天应该警惕的。
五、关于失误的决策
在本文开始，我们就提出过一个疑问，即苏共领导人为什么不能认识到首先要发展国内生产，把人民生活安排好这样简单的道理，而一意卷入同西方的军备竞赛和争夺，最终在无法挽回中走向衰落呢？
有时，简单的道理，就是被简单地忽略掉了。在我们讨论苏联对外部压力作出反应的一系列过程时，有时会惊讶地发现，某些重大问题的处理失误，竟是在那样轻易地状态下，被简单的决策失误铸成了。这有时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当然，简单的决策失误，必然反映着复杂的、长期的制度性原因。
事实上，当苏军坦克于1979年12月底开进喀布尔，苏联宣布对阿富汗的占领时，大多数苏联人也感到震惊。他们对此无法理解，同时也表示焦虑。不仅如此，连苏共高层人士，甚至政治局的成员，也不了解出兵阿富汗的决策。这在一个有六十年执政经验的国家里，几乎成了苦涩的笑谈。毫无疑问，苏共核心层在作出这个重大决策时，是完全脱离群众，是没有顾忌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它甚至“甩开”了领导集体，这就完全背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可以说，这是苏共在处理重大问题上屡犯错误，从而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由“三人帮”预先作出了出兵阿富汗的决定。这“三人帮”是，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而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老弱多病，他被三人所说服。这种说法或许真实，但并不能为苏共的决策错误解脱什么。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苏联的军事综合体当时高度膨胀，已经达到可以不受政治控制的程度。正是军工综合体的压力，使苏共核心作出了出兵决策。这个说法也可能有一定根据，但仍无法说明，在一个“党指挥枪”的体制下，部门利益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压力，甚至决定了国家政策的方向。
涉及军事行动的决策，一般需要高度保密。但是，一个有可能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的重大决策，仍不能由几个人说了就算。它应该通过领导核心的集体来决定。这是列宁确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所规定的。然而，在勃列日涅夫晚年，由于主要领导人的老弱多病，以及整个领导层的碌碌无为，这个组织原则在一些人的践踏下，就这样名存实亡了。
关于民主集中制制度本身的问题，需要另作讨论。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苏共领导层在苏联临近败亡的最后年代里，决策性失误一再出现，不是偶然的。党内民主化的被忽略，个人专断的恶性膨胀，以及制度性因素所发生的作用，使苏共领导沉疴难起。他们在对外战略上的失误，导致了国内政治问题的严重化。结果，他们自己打败了自己。
要避免失误，决策方式和决策制度是极为重要的。赫鲁晓夫通过几次党内斗争上台，在稳固了权位后，同斯大林一样，热衷于个人崇拜，个人专权。在他的任期内，苏联内政外交曾经犯过诸多错误。结果，他也是被带有阴谋性质的党内斗争赶下了台。勃列日涅夫的晚年，是苏联公认的停滞、衰败和混乱的时代。他堵塞了改革的可能性，处于思想僵化状态。他不再能看到世界政治格局新的发展变化，忽略新技术对国家进步的推动作用，却热衷于对外争夺和扩张。正像苏联人自己形容的那样，苏联就像一列凭着惯性前进的火车，它的车厢一节一节地被甩出轨，最后连自己也颠覆了。可以说，这是一条偏离正常方向的轨道。它已经不能引导苏联发展和向前进了。
怎样校正这条铁道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和人民，不能不作出自己认真的思考。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