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佛问学期间一共在四个美国的档案机构里进行研究。它们分别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三个总统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二馆(我还曾到位于德克萨斯州CollegeStation新落成的布什图书馆参观过)。关于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个集子里有专文介绍，就不赘述了。这里要讲两句的，是美国的总统图书馆。
美国的总统图书馆是美国档案保存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们通常分为两部分：博物馆和图书馆。博物馆展出总统生平事迹，一为纪念，二为进行“传统教育”，所以馆址都选在总统的出生地或与其生平事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地方。图书馆，则与我们想象的迥然不同。它实质上是档案馆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图书馆，主要保存总统任期内与总统形成直接关系的大部分文件，供研究者查阅利用。美国的总统图书馆是私人性质的。它们一般由一个与卸任总统有关的理事会或基金会筹建。馆舍自然是名家设计，色彩纷呈，内容则完全取决于总统的个人风格。
美国目前已建成的总统图书馆共有11座。不过就其性质而言，这十余座图书馆中有一个例外，就是尼克松图书馆。由于水门事件，倒霉的尼克松不仅被弹劾下台，其在任遗产——大量文献资料也被国会褫夺“充公”，归国家档案馆管理。如今尼克松图书馆虽仍算得上加州一个名胜，但却多少是“徒有其名”了。
总统图书馆的创立，始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期。1946年，罗斯福总统图书馆落成。它的社会影响和实际效用很快就得到了证明。美国国会于1955年、1978年和1986年先后颁布了三个有关法案，使总统图书馆体系最终完善起来。其中1978年的总统图书馆法案明确了这样的原则：凡总统任内的文件，包括宪法，法案以及礼仪上的文件，都属于美国政府的财产，应由总统图书馆收藏并被利用。这就在根本上取代了传统的关于总统文件是私人财产的观念。
无疑，按照这样的理解，凡能走进总统图书馆的人，便有机会也有权力接近总统的历史活动甚至隐私。对于历史学者说来，尤可宝贵的，是在阅读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窥见围绕总统所进行的决策过程。
在美国，没有档案30年解密的法律规定。这意味着所有档案在理论上都是公开的。但事实上，这对任何国家说来都不可能也做不到。涉及国家安全的档案当然要保密。涉及个人隐私的更不可能随便披露。这在美国同样有严格规定(凡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一般都有当事人规定的解密年限，比如说30年，50年，甚至更长)。
同美国国家档案馆一样，美国总统图书馆的档案，也分三个等级：秘密(Confidential)；机密(Secret)和绝密(TopSecret)。但对于可否提供利用，其审查权在总统图书馆。他们根据政府的有关规定作出选择。然而，在总统图书馆，研究者们还是能接触到大量的曾经是秘密甚至是绝密的历史档案——当然今天它们都是解密的。
对于今天仍不能公开的档案，总统图书馆也同美国国家档案机构做法一样，在复印件上遮掩掉不宜公开的部分，其面貌颇似我们所称的“开天窗”；或将整个文件抽出，代之以一页“说明纸”，置于前后文件中。在这页“说明纸”上，注明着被抽出文件的题目和根据何条法律或规定抽出该文件的理由。其实，在同几个总统图书馆的档案专家交谈中，我已经了解到，藏于各图书馆的相当多的档案已经应该解密，只是这项工作量大而浩繁，各图书馆拙于人手短缺，来不及操作。由于克林顿总统主张大量解密历史档案，总统图书馆的开放程度可能会更快。
据统计，在现有11座总统档案馆中，共收藏有关25000万页档案，500万张照片，1350万英尺胶片，以及6.8万小时的各种录音录像资料。真是一个文献资料的海洋。
尽管档案数量庞大，但我认为，档案专家们所做的分类工作是科学和有成效的。在肯尼迪和约翰逊图书馆，我首先要查的就是有关中国事务的卷宗索引。虽然这个索引没有包括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档案，我还必须从其他卷宗里寻找线索。但它已提供了最基本的东西，使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按图索骥”，节省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这里似乎有必要补述一下我所了解总统图书馆与国家档案馆档案来源的异同。
简单说，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是按照政府的规定，程序化地由政府各部门移交而来的。它的特点是全面、规整、有严格的系统性。例如，你要查阅国务院的档案，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段里，你都可以几乎无遗漏地看到国务院与驻各国的使领馆间的往来电报(因保密原因被抽出者除外)，其详尽的程度，基本上是“无日无之”。这当然对研究外交过程具有很高价值。
总统图书馆的档案来源却不同。首先，它在性质上是属于围绕总统处理政务而形成的档案，总统退任后移交总统档案馆。其次，前总统顾问们和白宫助理们手中大量保存的他们在任时的工作档案，也由总统图书馆征集和保存。由于这样的性质，研究者们通常在总统图书馆里可以看到更多涉及核心决策过程的档案。这其中，以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档案价值最高。因为NSC是总统的工作班子，枢密机构，它工作中形成的文献，基本反映决策的过程，同时，前总统助理们手中的资料，又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和补充了这个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总统图书馆的馆藏是得天独厚的。而在国家档案馆，你要想看到六十年代的NSC档案，便极其有限了。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尚未向国家档案馆移交自己的档案。此外，总统图书馆保存的白宫档案，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报告等等，也是非常珍贵和极有价值的。
近年来，很多中国学者利用美国总统图书馆保存的资料，进行自己的研究。特别是位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更吸引了众多的中国学者。因为，胡佛图书馆以代为保存的方式，将蒋介石、蒋经国两人的日记收入馆内。这当然是极为吸引研究者眼球的珍贵资料。胡佛馆的管理者既是工作人员又是大学者。他们非常敬业也非常职业。经过多方长达数年的努力，他们不仅说动了两蒋的家人，把日记拿出，而且对材料作了极为认真的甄别和整理，使这些史料可以为研究者所用。此外，胡佛馆还珍藏和公布了包括“宋子文档案”等一批中国现当代重要人物的档案。它们犹如学者的“大餐”，煞是“香气扑鼻”。郭岱君博士，一位来自台湾的资深学者，为胡佛馆收藏、公布“两蒋”、“宋家”等档案立了大功。她学识高远又极为热情。可以说，她是所有中国学者的真诚朋友。凡到斯坦福研究的人，都受过她的慷慨接待和研究引导。我多次“麻烦”过她，简直到了无法“回报”的程度。
胡佛图书馆就在斯坦福校园著名的胡佛塔下。找到了胡佛塔，就到了胡佛馆。我多次奔着这个标志走去。每当离去时，我总不免感慨，胡佛图书馆与所有其他的总统图书馆，就像一条彩虹般的桥梁，连接着中西方学者的研究和交流。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